中国高层经济学思想出现历史性转变[转]
中国经济最大的奇迹不是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而是这种奇迹般的增长居然建立在没有任何本土经济学思想的指导下。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狂飙猛进，经济学在中国成为显学，但并没有产生本土化的经济学思想解释中国经济的奇迹。这是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尴尬，也是中国宏观政策经常陷入任性的最大原因。
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可谓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大分水岭：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被视为，中国的官方经济学思想正式告别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
事实上，在“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加快实现发展动力转换。”这也意味着，“十三五”期间，中国已经把实现可持续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着力点放到打破各种障碍，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端”上来。
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短缺周期下，经济出现周期性的波动，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通过控制或者刺激需求，特别是，通过扩大政府投资，熨平短期性的波动，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但是，这种通过需求端管理经济的政策：
一方面，具有短期性，除了在一个平面水平上扩大产能，其实无助于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
另一方面，在当前中国经济告别短缺，很多行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投资，还是货币政策的边际效应都在急剧下降。
中国经济要实现突破，关键不在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搞重复性建设，而是如何突破增长的瓶颈，通过结构性的改革，破除经济增长的障碍，提升潜在增长率。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长期潜在增长率，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所以要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仅靠需求侧的政策是不足的。必须通过改革、经济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来提高潜在增长率，也就是改善供给侧。这即是“供给经济学”的基本要义。
在宏观经济学演变史上，“供给学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可谓风靡一时。这个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需求方面的理论，而特别着重于供给方面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诺奖得主蒙代尔以及拉弗。尽管在经济学历史上，这个学派被公认为没有建立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体系而广受诟病，并在里根卸任之后而基本销声匿迹。但其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戳到了美国经济的最大的病症，从而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以“里根经济学”而扬名立世。
供给学派认为供给是实际需求得以维持的唯一源泉，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与有效利用，认为抑制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过高的税收，因此主张放宽各种管制，降低边际税率。供给学派成为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的官方经济学，里根提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复兴计划就是采用了供给学派的观点和主张
时下中国经济学思想转向“供给侧”的时代背景尽管和当年美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也陷入了战后黄金期后的大停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滞》一书中谈及美国经济停滞时将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两点：
一是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好干的，容易干的产业都干完了；
二是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缺乏重大的创新。这和时下的中国经济非常相似。
当下的中国经济，容易干的产业也基本已经干完，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投资、房地产、出口、消费在内的传统引擎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靠过去的刺激政策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没有任何出路，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供给端的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不是通过加大刺激，人为拔高数字，实现所谓的“高跟鞋式增长”。
经济增长的供给端因素，笔者认可经济学家蔡昉的说法，指“构成后发国家增长瓶颈的生产要素供给和生产率提高能力，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就供给端而言，中国无论在制度供给、技术供给以及人力以及社会保障供给层面，都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也就是说，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原文作者 马光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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